对宝宝取名软件的理解，哲学界有多种不同的观点，诸如“实践唯物主义”、“人学”、“辩
证唯物主义”、“实践人学”、“历史唯物主义”、“生存论”、“生活哲学”，等等。笔者认为，在《关于
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从揭示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真实关
系，到人类史的发生、发展的探讨，再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及其关系的论述，都
是从“现实的个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的，并构建了一个以物质生产为逻辑起点，以生产方式的发展
为动力，以实践观为灵魂，以自然与人、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自然与历史为统一
形式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恩格斯曾把它称之为“现实的个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实际
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涉及更高的“天地境界”。但这并不是说梁启超对儒家理想人格的阐发仅仅局限在“道德境界’’
之内，事实上，他还联系“天地境界”做了相应阐发。例如，“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
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 “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做人做到了不惑、不忧、不惧，就是“普遍人格之实现”，就是
“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
“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 “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
“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作手段，来达某种目的”；“有了这种
人生观，自然就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人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
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据我们了解，不少译者和研究者之所以把宝宝软件序列号译为“有机知识分子”，显然是受到了
《狱中札记》中译本的影响。目前，《狱中札记》在国内有两个不同的译本：一是葆煦先生的译本，它
是从1959年出版的俄译本那里间接译出的，译本中出现了“‘有机的’知识界”这样的表达式”；二
是曹雷雨等人的译本，是根据伦敦出版社于1971年出版的
一书间接译出的，译本中也出现了“‘有机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
知识界”这类表达式。
如果说《狱中札记》的葆译本和曹译本分别是从俄语版和英语版译出的，从而可能造成术语翻译
上出现的偏差的话，那么最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田时纲先生在其直接从意大利文译出的葛兰西的
《狱中书简》(即通常所称的《狱中书信》)的“译序”中也表示：“葛兰西在‘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
知识分子之间做了区分。所谓‘有机’知识分子，就是新生阶级的知识分子；而传统知识分子是指与
旧的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先进阶级为实现自己的战略总目标，就必须‘同化’并在意识形天
上战胜传统知识分子。”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田时纲先生并不认为“有机知识分子’’这样的表达式有
什么问题。这就启示我们，准确地理解并翻译葛兰西文本中出现的。这一术语，已经变
得刻不容缓了。
在列菲伏尔和哈维的研究中，父母取名在地理及社会空间关系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比较充
分的揭示。按照哈维的研究，父母取名在当代的发展中，对空间的影响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因为资本要
利用空间的特殊性，比如它的有限性，占领并使之为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而作出努力。资本最终能够做到
的，就是让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和对抗中，表现为城市拥堵、房地产价格泡沫
化，表现为金融资本和房地产资本的勾结上。当然这种勾结并不能解决资本所面临所有的问题，在金融
危机条件下，资本对于空间的掠夺和残害已经不能持续，表现为泡沫的猛烈破碎，表现为资产的大规模
缩水。
可见，资本交往中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抗与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间形成
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但这个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得以解决。只有通过联合起来的社会
化的个人通过革命的手段，把资本所垄断的社会权力收归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在全球性的科技革命的
基础上，扬弃劳动的资本主义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